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玻璃幕墙后，关于“世界如何继续向前”的讨论从未停下。
尤其是在过去一年，国际会议厅里最常被提及的词汇，不是增长，也不是贸易，而是“不确定性”：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压力、气候治理的资金缺口、能源转型的艰难取舍、人工智能带来的新鸿沟，以及地缘政治时紧时松的神经——这些问题彼此牵连，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自解决。
2025年9月，中国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推进新合作。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联合国副秘书长、UNDP代理署长徐浩良在纽约会面，双方确认将在上海设立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并以此为平台，向更多发展中国家分享在绿色转型、数字化和贸易领域的实践经验。
作为一名在联合国体系工作30余年、长期参与全球发展议题实践的高级官员，徐浩良对国际经济与治理格局的变化有着一线观察。他在1月7日接受南方财经记者专访时指出，当前全球面临的并非单一危机，而是多重风险的叠加：发展融资缺口持续扩大，气候与能源转型资金远未到位，数字化进程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在加剧不平等。
在他看来，应对挑战关键不在于提出更多口号，而在于恢复多边合作的执行力，并在中美等关键经济体之间，为全球公共议题保留务实合作空间。
应对发展融资困境需撬动私人资本
南方财经：当前世界面临经济放缓、地缘冲突、气候危机等诸多问题，在你看来乐发，全球最大的风险因素是什么？国际社会最迫切需要在哪些方面达成共识？
徐浩良：现在这个世界在安全与和平、气候变化、世界贸易、经济发展等各个领域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对国际社会来说，对我们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是重新树立国际社会对多边合作这种形式和框架的信心。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从战争、水资源争端，到不平等引发的冲突、国内社会稳定问题，都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的，很多还是相互联系的。世界各国彼此依存，因此关键在于各方重新建立对多边合作机制的信心，通过有效合作、相互支持，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及一些国家单独面临但与全球密切相关的问题。
南方财经：你如何评价当前世界经济的格局？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债务负担沉重、财政空间有限等危机，哪些政策工具能够帮助这些较为脆弱的经济体？
徐浩良：从宏观角度看，2025年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增速大约在3.2%。在这样的增速水平下，一个国家要把GDP总量翻一番大概要花30年时间，这样的增长显然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各个阶层民众的期待和需求。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讨论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围绕这一点，有很多可以动用的政策工具，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是同时从国家发展规划、发展融资以及国家治理能力三个层面入手，系统思考怎样把这三方面的工具都用好，让一个国家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以发展融资为例，政府收入往往是不够的。所谓“税收占GDP比重”，在发达国家普遍在30%以上甚至35%左右，而在发展中国家往往低于15%。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支持国家在基础设施、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我们在很多国家都开展合作，帮助其政府寻找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
南方财经：你刚才提到融资难题。目前全球南方国家的融资缺口仍在扩大，联合国秘书长也多次呼吁改革国际金融架构，包括多边开发银行以及债务重组机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否在推动具体项目或倡议，改善发展中国家获取可负担融资的能力？UNDP在这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
徐浩良：从目前统计数据来看，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进程并不理想，只有大约15%的目标是按照规划在推进或取得了比较有成效的进展，大部分目标的推进明显不足。在发展融资方面，发展中国家每年的资金缺口大约是4300亿美元。与此同时，全球官方发展援助一年全部加起来大概只有2000亿美元乐发，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仅依靠官方援助和政府财政收入——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那15%左右的税收占比，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有足够财富的。问题在于，这些财富的投资活动没有同发展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这正是我们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很多国家的发展，需要想办法把政府资金用好，把它作为杠杆撬动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的投入。我们会通过多种工具，在一些国家选取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点领域进行分析，比如城市污水处理。我们会测算这个国家在这一领域需要多少投资、现有设施修复需求有多大、新建需求又有多大，并判断在这一领域是否存在私人企业参与运营并获得合理收益的机会。如果政府能够与私人部门合作，在清洁饮用水、城市发展、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都有可能取得积极成效。私营企业完全可以通过这种合作机制，为国家发展做出非常具体、有效的贡献。
UNDP在其中也扮演桥梁角色。目前我们在50多个国家、围绕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领域，开展所谓“可持续发展投资地图”“投资路线图”等工作，对相关领域进行具体分析，帮助潜在投资者了解这些领域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其潜在投资回报。接下来就要看投资者是否对这些领域感兴趣，是否愿意迈出下一步，开展可行性研究并作出投资决策。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嵌入投资行为
南方财经：绿色转型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道难题：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控制和减少排放。在你看来，应如何平衡这两者？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绿色金融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是否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徐浩良：我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追求国家发展目标与推进绿色经济转型，并不矛盾。在一些重点领域开展所谓绿色转型投资，比如可再生能源、能源储存以及相关科研和生产投入，本身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二选一”的对立关系：保护环境、减少排放就一定会妨碍经济发展。现在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传统发展模式下，通过破坏环境、增加二氧化碳排放来推动增长，这样的投资行为对人类未来生存构成威胁，显然不可持续。
为了当前和下一代的福祉，我们必须改变以往那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嵌入到每一个投资行为的讨论和决策过程之中。这正是我们正在大力推动的一项工作。
比如，我们与一些国际标准组织合作，把过去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形成的经验转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国际标准，用来指导私营企业以及债券等金融工具的投资决策，使这些投资活动能够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紧密地结合。如果这件事情做成功了，将会有成千上万家企业愿意并且有动力去采用这些标准，从而帮助私营部门的资金同一国的发展目标实现更有效的对接。
中国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发展样本
南方财经：中美在气候、科技和发展议题上影响巨大，也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你如何看待逆全球化趋势对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体系的冲击？中美两国在哪些方面可以寻求合作？
徐浩良：这个问题其实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核心——国际社会如何携手应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共同挑战。美国经济体量非常大，大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中国目前大约占全球经济的17%至18%，第三大经济体则占约5%至6%。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中美在全球事务和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如果这两个国家能够在关键问题上开展合作，共同寻找解决方案，那么整个国际社会的合作就会更加有效。
最重要的是，各方都要充分认识到多边合作的必要性。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靠双边行动或单边行动是解决不了的，气候变化就是典型例子，它的影响跨越国界。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不少通过多边合作成功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实例。比如保护臭氧层，人类曾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淘汰了99%具有破坏臭氧层效应的物质，这些物质广泛存在于制冷等领域。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些物质被逐步从生产过程中剔除，从而维护了人类的安全。
在气候变化领域，只要有足够决心，同样可以取得重要进展，但这需要我们作出许多艰难的选择，包括技术路径的选择、资金投入，以及在政策协调和技术分享方面加强合作。可能性依然很多，关键在于各国携手行动。
南方财经：你在联合国体系中工作了30多年，从实习到成为副秘书长。你对这几十年来中国在联合国发展体系中角色的变化有何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有何启示？
徐浩良：在我30多年的联合国工作经历中，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在联合国事务中地位的变化。刚来联合国工作时，中国对联合国会费的贡献仅占总额的不到1%，现在已上升到约20%，这本身就反映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有8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人均GDP大约增长了100倍，这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很多发展中国家也经常在询问，为什么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不断在发展领域取得重要成就。我们也在不断总结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东南亚、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无论这些国家的历史背景、政治体制如何不同，有一些基本要素是共同且至关重要的。例如，是否拥有清晰的长期发展目标和规划，国家希望在较长时期内实现怎样的发展愿景；是否具备较强的发展融资和筹资能力，通过多元伙伴关系，包括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国内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等，为发展筹集资源；是否建立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投资环境，让国内外投资者有意愿投资、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并增加税收；政府治理的有效性、问责机制的健全程度、政策制定的包容性等。不论国家背景如何，这些要素都极为关键。
中国的发展历程当然不能被简单复制，因为中国有其独特的政治制度、政策环境和历史条件。但其中一些关键因素——如清晰的长期发展愿景、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较强的发展融资能力、不断创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遭遇挫折后及时纠错、持续改进的机制乐发，还有政府与社会各界共同追求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的决心——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的发展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样本，这些国家可以从中借鉴有益经验和教训，用于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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